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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是来自母亲的回应

更新时间:2024-03-29 22:34:51

母亲走了

那是来自母亲的回应

杨爱芳是汕头人,她的店也开在汕头。电话是从湖北打来的,打电话的人有浓重的湖北口音。杨爱芳努力听了好久,只记住了一句话:“你母亲吴林秀被人杀害了。”

放下电话,杨爱芳呆坐在,电话旁,很长时间无法站起来。

很久以前,杨爱芳以为自己是恨母亲的。她7岁那年的一天,母亲忽然不见了。她哭着在爷爷奶奶、外公外婆家找来找去,有大人告诉她:“你妈妈不要你了,她嫁到湖北过好日子去了。”此后30多年,杨爱芳再也没有见过母亲。有人问她:“你妈妈要是回来了你还认不认她?”她斩钉截铁地说:“我没有妈妈!”

可是,2003年初,当满头白发的母亲突然出现在她的店门口时,已经40岁的杨爱芳,心里却交替着涌上来一阵又一阵委屈和温暖,她像个小女孩儿一样,搂住母亲,放声大哭。

直到这时,她才知道,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,可以超越一切。

吴林秀当年是因为与杨爱芳,父亲感情不和,才改嫁去了湖北松滋的。后来,松滋的丈夫去世,她又没再生育,希望能回汕头跟亲人生活。只是,在女儿家小住几日后,吴林秀了解了女儿的情况——丈夫因病去世,孩子周娟在读高中——不管女儿如何挽留,她还是觉得女儿生活不易,不愿再给她增加负担,执意回了松滋。

之后,每隔一段时间,杨爱芳会去湖北看望母亲一次。她原本打算,等女儿上完大学,她就将母亲接来,母女俩好好弥补那份中间空缺了30多年的亲情,谁知……

第二天,杨爱芳坐车赶到松滋。看着母亲生前住过的房间、用过的各种物品,嗅着屋子里母亲留下的尚未消散的气息,她的眼泪又流下来……

杀害吴林秀的凶手很快被捕了。凶手是吴林秀的邻居喻文松。喻文松家中很穷,妻子早年因难产去世,儿子喻璋成绩一直名列前茅。眼看儿子就要参加高考,喻文松却为儿子上大学的费用发起愁来,于是铤而走险潜入吴林秀家行窃,不想却被吴林秀撞见。在两人争吵撕扯的过程中,喻文松将吴林秀杀害了。

尽管喻文松受到了法律的严惩,杨爱芳却没有丝毫快感。想到母亲生前的种种,她的心里就像有把刀在绞来绞去。

要是当初母亲执意回湖北时,自己更坚决地将母亲留下来,不就什么事也不会发生了?说不定母亲此刻正跟自己有说有笑呢!

突如其来的想法

2004年9月,杨爱芳又接到一个来自湖北的电话。打电话的人,是她湖北的堂兄陈松林。

陈松林说,就在前不久,喻文松的儿子喻璋收到了中南大学的录取通知书,却拿不出一分钱交学费,这事被媒体报道后,很多人出手相助。现在喻璋就要带着捐款去长沙报名了。

这个世道是怎么了?还有人捐助杀人犯的儿子!放下电话,杨爱芳的心理严重失衡了。

她从汕头赶到松滋,在汽车站成功截住正准备去长沙的喻璋。众目睽睽下,她抓着喻璋的衣襟,一边号啕大哭,一边要求他支付一直未支付的法院判决的3万元民事赔偿。

17岁的喻璋看起来斯文有礼。他很诚恳地说:“阿姨,我不是不赔,请您给我一点儿时间。我上学后会多打几份工,挣钱还您!”

只差一点儿,杨爱芳便脱口说出一个“好”字了。但转念一想,他是仇人的儿子,自己不应同情他!他明明得到了捐款,还装出一副没钱的样子……她用力抓着喻璋,说什么也不放手。最后,喻璋掏出7000块钱还给了她。

之后,每每想母亲想得难受时,杨爱芳就会态度恶劣地给喻璋打电话要钱。在她的催促下,喻璋也陆续打了几笔钱到她账上。在她看来,找喻璋要钱,要的不是钱,而是一种发泄、一种解脱。

冷静下来时,杨爱芳也会问自己: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?毕竟喻璋是个孩子,还在求学阶段,毕竟他跟自己一样,也是受害者……但每每想到这里,又会有另一个想法冒上来:不管怎么样,他是仇人的儿子!

2005年9月,杨爱芳收到了喻璋打到她卡上的最后一笔钱,还接到了他的电话。喻璋用近乎咆哮的声音说:“我们现在两清了,以后我再也不想看到你!”杨爱芳有点儿意外,其实自己更不想看到他。一直以来咆哮的人不是她吗?这次怎么变成他了?

两个月后的22日,是吴林秀被害两周年祭日。杨爱芳在堂兄的陪同下,去了母亲坟前祭拜。祭拜完毕,她随口跟堂兄问起喻璋的情况。陈松林满脸鄙夷地说:“有其父必有其子!那个没出息的东西,现在成了街头混混。活该!”杨爱芳觉得奇怪:“他不是得到了捐助,在中南大学念书吗?”陈松林说:“他没去念大学。我听说他当过泥瓦工,卖过保险。现在在赌场里干,还多次进出派出所。”

这天晚上,不知道怎么回事,杨爱芳失眠了,眼前总是浮现出喻璋的样子。她不能将那个斯文有礼的喻璋和小混混喻璋联系起来。她忽然想到:仅仅一年时间,一个年少的孩子,是怎样还掉那两万多赔偿金的?这个问题让她手脚冰凉,睡意全消——喻璋这孩子的“没出息”,会不会跟自己有关?

孩子,对不起

第二天一大早,杨爱芳走进了喻璋家的院子。

她敲了好一阵门,屋里才传来拖沓的脚步声。门刚打开,一股刺鼻的酒气扑面而来。而睡眼惺忪、宿醉刚醒的喻璋看到她,脸色大变,分明写满愤怒与厌恶,“砰”的一声关上了门。

虽然只有这么一个照面,杨爱芳还是明白了,事情多半跟自己想的一样。她默默坐在门外,等着喻璋出来。

直到上午11点多,一个叼着烟、打扮相当非主流的年轻人来敲门,喻璋才与他有说有笑地出去了,完全无视门外的她。

见他们走时虚掩着门,杨爱芳走进了喻璋家。这是一个破败、凌乱、邋遢的家。家里的摆设破破烂烂,桌椅上蒙满灰尘,用过的碗筷一片狼藉地丢在饭桌上,屋子里到处可见喝空的啤酒瓶和白酒瓶。

唯一醒目的,是一面墙壁上贴满了已经褪色、然而仍牢牢粘着的奖状。面对这些奖状,杨爱芳第一次试着去认真体会喻文松当初的心情——他已经没了妻子,与儿子相依为命。他的生活困苦,儿子优秀的学业极有可能因拿不出报名费而止步。

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,超越了其他一切——为了儿子,他决定铤而走险……

她还试着去认真体会这一年来喻璋的处境——他本失去了母亲,又失去了父亲,一下子从成绩优秀的学生变成了杀人犯的儿子;他的情况本就糟糕,好不容易得到好心人的捐助,自己又老缠着他,又哭又闹。让他偿还一个学生根本无力偿还的赔偿金……

她不忍再想下去。她恨喻文松,也想让喻璋因此受苦、受累、受点儿报应,但她从未想过要将喻璋推入深渊。

杨爱芳做了一个决定——她要将他从深渊里拉上来。

第二天上午,杨爱芳又敲开了喻璋的家门。喻璋不耐烦地说:“你来干什么?我不是把钱都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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